印章款識除了可作書法碑帖藝術品來鑒賞外，有些款識還具有很高的文學性。它可以或記事或抒情，或談藝或品味，讀之令人神往，發思古之幽情。所謂“方寸之間，氣象萬千”，不單是指印文，而且也適合款識，兩者都具有金鑄玉琢的微妙感覺，同樣引人入勝，喚起我們不盡的聯想，帶給我們無窮的意味。印譜是印文以及款識的載體。鈐拓精美的印譜不僅可以讓我們盡情欣賞其中的佳作，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件藝術品。印譜的鈐拓，在清道光之前，都是只用印泥朱拓印章，并不墨拓款識，直到西泠印章藝術昌盛繁榮的晚期，才有林云樓以拓碑帖的方法為趙之深墨拓印款，置于印譜后面。如對方愛好藏書，可送藏書章;如對方熱愛書畫創作，則除了送落款姓名章外，還可以送引首章。山東倚天齋印章商家

印章按所篆刻的內容來分，主要分為名章和閑章，名章之外，統稱為閑章。送禮的印章，印面的內容一般刻姓名居多，但也視需求而定。如對方愛好藏書，可送藏書章;如對方熱愛書畫創作，則除了送落款姓名章外，還可以送引首章。在特殊的節日，或需特別的紀念，如出生、百日、成年、結婚、金婚等，均可以用一枚閑章表達恭賀之意。日本、韓國、東南亞地區的收藏家認為漢文篆刻名貴印章既是賢達的表現，又是貴重禮品，根據對象、目的的不同，送禮有不同的講究。上海倚天齋印章品牌走過你征我伐、割據多如牛毛的南北朝歷史終于又一次掙脫窄狹的瓶頸。

由于印章不再鈐抑封泥而轉為鈐于紙帛，封泥時代結束，鈐朱時代到來。印泥（一般為紅色）出現了。同樣出于追求醒目的實用目的，公印也由秦漢的陰文轉為陽文。秦漢印主要分鑄、鑿兩種，故所用繆篆平正謹嚴。隋代公印是用薄銅片盤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，故又稱蟠條印。其印文盤曲，多為圓曲筆道。后世為將寬大的印面填滿，更將文字筆畫任意重疊折繞，發展為九疊文。秦漢時代，官印從不署款。從隋始，官署印有了刻款的習慣。有印款隋公印凡見三例，皆刻鑄造時間，如“觀陽縣印”，背部鑿款“開皇十六年（596年）十月十五日造”。

鼻鈕：這是我國古代早期印章多見的印鈕，因孔小如鼻而得名。先秦的官印、私印均大量采用這種形式，漢代以后的官印鼻鈕變大，故又稱之為瓦鈕、橋鈕。由于印章在官方、民間的大量、的使用，印材的多樣化，為印鈕的設計、制作創造了更加寬廣的空間，所以，到了清末民國年間，印章的藝術得到了空前的繁榮。印鈕的設計也突破了上述的鈕制，各種生肖魚蟲，人物花鳥也盡現于鈕的設計中，在這種形式下，銅印章作為我國幾千年沿襲下來的印材，在與明末清初出現的石制印材競爭中，不僅沒有衰落，反而有大量銅印章精品面市，并流傳后世，據北京市印章前輩回憶，民國時期銅印章牢牢占據著北京市場的七、八成。官印以外印章統稱私印。

宋初百廢待興，官印一度襲用五代舊印。不久重鑄公印時，印文多嵌“新”或“新鑄”字樣，以區別于五代公印，如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“東關縣新鑄印”等。百官印一律用銅鑄造，大小依官階高低而有所區別。宋早期公印印文與印邊粗細相若，以后印邊逐漸加寬，如989年鑄“拱圣七都虞侯朱記”印邊已比印文寬近1倍，達0.1厘米。到南宋景定元年（1260年）鑄“嘉興府金山防海水軍統領印”，印邊已寬達0.3厘米。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樣用蟠條法制造，而是直接鑄造，印文筆畫間已不似隋唐印疏闊。方長形柄鈕已不見穿孔。與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，標明鑄印年月，如“東關縣新鑄印”背鑿“太平興國五年九月鑄”。中期以后，在刻鑿年款的同時，還鑿有兼管頒發鑄造的機構“少府監”的名稱。如“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揮使朱記”。南宋公印轉由文思院統管，背款中“少府監”遂為“文思院”取代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靖康之難后，宋代官員倉皇南渡，印信多有遺失。南宋又重鑄公印，不過在印文前“加‘行在’二字，或冠年號以別新舊”（《宋史?輿服志》）。體制復雜，可以從字意，文字安排，制作方法，治印材料以及構成形式上分成各種類別。上海倚天齋印章品牌

一般情況下，印章文字的排列順序都是從上到下，從右至左的。讀印文的時候，也是按這樣的順序來讀。山東倚天齋印章商家

西夏（1038—1227年）是由黨項族建立的，其文字吸收了漢字筆畫的一些特點，但與漢字完全不同。西夏公印有以下幾個特色。，中國古代公印基本上皆為正方形，宋遼金元亦莫能外，西夏公印卻獨用圓角形式。第二，隋唐以來，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，但西夏公印皆為滿白文，筆畫極粗，而且使用邊框。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疊文特點，印面安排勻整飽滿。第三，印文從二字到六字不等。其中二-二字的“首領”印多，占現存西夏公印的九成。“首領”二字西夏文為上下安排，與兩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。第四，兩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鑄印年月（有的還精確到日）和機構。西夏公印卻在印背左邊刻鑄印年代，不記月日，更不見鑄印機構。而在鈕右印背刻執印者姓名，這在公印制度上是從來不見的。有時西夏公印在背鈕頂端還用西夏文刻“上”字，這顯然是受到宋印的影響。山東倚天齋印章商家